师道，在中国语境中就是君子大人之道，这种大学之道，就是要把人从“子民”“百姓”“小人”状态解放出来，使其知道自己光明的品德，更新自己的生存或生命意义，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

这就是《大学》开篇开宗明义强调的，也是朱熹一再称道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大学》等文献中可知，中国文化的教化之道跟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相通，都是要培养丰富的人、全面的人，《大学》所弘扬的人格德性更近于现代社会的公民人格。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我曾经说，从《大学》中还可以推论，那些一生停留在修身阶段的人还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只顾小家停留在齐家阶段的人还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只止于治国阶段的人还不是君子大人，他们既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之道”，也不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人格。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大学之道”与其他文明的圣哲心地相通。苏格拉底坦承：“我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更多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人类社会提出了一个原则：“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们因此可以理解，在传统中国，师者何以具有崇高的地位。按中国人的理解，天佑我们，以君，以亲，以师来加持我们。

在这中间，师者的心地是最为自由的、光明的、高尚的。尊师重道是我们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因为，“师哉，师哉，童子之命也”。老师决定了学生一生的命运。师者对学生的引导，就是“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礼记》为此明确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大学》则深谙人性中的阴暗和果报，“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正如你说话不讲道理，人家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答你；财货来路不明不白，总有一天也会不明不白地失去。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当代中的很多怪现象，有些学官、教授为大众嘲笑、诅咒，即在于他们的狂悖，他们的人格矮化、官化得成为一个个的笑话，他们是“教育雾霾”的制造者。

一个人只有示现仁义

其人身才可圆满

由此我们能够理解什么样的人格才配作先生，没有德行的人其灵魂也是阴暗猥琐的。

今天我们社会流行的成功之道，以及官本位文化，在有尊严者心中，只是“世禄”，它们既非我们的师道，更非人生健康幸福的指标，但遗憾的是它们仍为很多人师法，它们仍在流行。它们的流行让我们与一切健康的人格、高尚的心灵相睽违。

古希腊的圣贤伯里克利说过：“我们既关心个人事务，又关心国家大事……毫无疑问，那些深知战争的灾患与和平的甜美，因而能临危不惧的人，才称得上具有最伟大的灵魂。”

考察东西方文明的教育之本，我们可以辨识一个人的人格之涵养乃是人生社会的终极。中国人讲，与天地参，即是此意。

这种顶天立地的人格养成，并不高深，因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儒释道在此殊途同归，一个人只有示现仁义，其人生才可圆满，庶几无愧。

而西方人在此的诗意仍然一致：康德说，“人是目的”；两千年前的伯里克利则骄傲，“我们雅典总的来说是希腊的学校，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素质，都有资格走向沸腾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最优雅的言行举止和最迅速的办事作风”。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这样一副对联：“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这是乾隆皇帝为孔子写的。

虽然很多人对孔子不以为然，但他作为老师却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可以从孔子和弟子的关系中学到很多东西。那样的人生情境，今天仍让人向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