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国大学精神，当以面对中国当下之困境而生发。今日之大学学者，当以继承中国乃至人类往圣之绝学为己任，为天地立言，为天下人立行。此乃中国大学百年后又一变也。也许，中国大学之精神由此生发矣。

近来，在网上尤其是微信上传播的关于探讨大学精神的文章甚多，如一个叫《现代大学周刊》的微信平台在过年前后推送了一系列的文章，将自蔡元培以来近百年著名学者探讨大学精神的文章，以几乎每天一篇的方式向群体推送，有胡适、梅贻琦、朱清时、陈平原、李培根、刘道玉、钱理群、谢泳、沈卫威等几十位的文章，甚至光绪皇帝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大学精神的探讨也被推送出来。同时，以《校长》杂志社推出的微信平台《校长传媒》也先后推送了几十篇令人思考的文章，其中很多文章是对当今教育的批评和质疑。在一篇题为《救救清华这些孩子吧》的文章中称，清华大学的学生是“精英似的我慢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解的道德观。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说，“中国大学存在精神虚脱的现象，致使才子流氓殆害社会。”众多的文章都对今日大学的精神提出质疑和批判。《新周刊》发表的《可怕的大学》一文断言“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老实说，这些言论都有些“老生常谈”，但被微信平台精心打包一一推送之后，它们就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一时之间，在微信群体中，有关大学精神的探讨和对今天大学现状的批判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热门话题，由此而引发中国学者对大学精神的深思。

事实上，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这些言论的传播带给笔者两个方面的深思：一是中国大学到底往哪里走？怎么走？其制度如何革新？大学的自主精神和学术上的自由精神当如何确立？二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当如何看待、继承并光大？关于第一个问题谈的人多了，也是学者们私下里言论的焦点，第二个问题则少有人论及，而这恰恰是笔者最为锥心的地方。

中国的大学最初借鉴于西方，但并不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大学的成分，没有现代人所需要的精神。西方大学虽然比中国传统的私学、官学多了科学的成分，但其哲学社会学科探讨的仍然是关于人与社会的一切，并非凭空创造了一种与人类以往完全决裂的学说。何况这些西来的学说今天已经与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也应该去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精神是值得我们去继承，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没有独立、自由的精神？他们是如何完成知识的传播、价值的实现以及精神的自由？更进一步，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中国文化如何完成现代转型，又较好地保持了中国文化独有精神的因子？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寻找到一条新的世界之路。

众所周知，儒家的经典《大学》中有关于大学的最早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们一般引用，只引用前一句，只有一个初步的理念，而后几句往往被人遗忘。事实上，后面几句才告诉我们方法、路径、理想。在儒家看来，大学的目的在于求道。这与西方大学最早的目的——学习神学——是一致的。这是神学时代中国与西方学术的共同理想和特征。道是什么？我们很难解释，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那就是在求道的过程中，我们完成了道德的完善，最后达到独立与自由之境。如此才完成大学的学习。

大学之学，使一个人最终成为君子。这就是人才的培养规格，是精神人才。在君子之上，还有更高一层的人，即贤者、圣人。何谓圣人？依道而存，超越国家、时代、政治、团体之上的知识分子。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其为“世界公民”，法国哲学家班达称其为“知识分子”，笔者称其为有天下观的“天下人”。圣人可以贫穷，可以流亡，可以被时代及君王抛弃、嘲笑、诬蔑，但不可以与道分离。这就是真正的大学学者，独立自由的存在体。君子是大学所要培养的合格人才，而圣人则是君子们追求的境界，是君子们的师者。君子是道的维护者，圣人是道的表现者。这是中国古代大学的一些特点。它培养了无数的精英。那些有君子之德的精英再构筑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象，一个古代礼仪之邦大国就此在东方自信地崛起。

但是，今天呢？从西方“拿来”的大学之体被我们如何利用了？中国传播的思维以及智慧被传承下来了吗？这都是问题。事实上，学者们耿耿于怀的是西方大学的自由精神并没有在我们的大学里扎根，我们“拿来”的可能是皮毛，而相反，中国传统的东方思维也被抑制。西方的自由意识代替了中国的道。西方重视物质的精神覆盖了我们轻物质、重道德的精神。于是，我们以逻辑和知识、技能的培养来为今天的大学生颁发证书。我们仍然以“学而优则仕”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但古之优在于诗文道德之优，乃精神之优，今之优在于知识储备之优，技术之优，缺失了精神向度。今天之大学不再培养精英，而在于就业培训。所以，社会之栋梁（君子）缺失，道德家园无人维护，道之精神难以维系。所以，社会道德败坏，时代精神涣散，家庭伦理失调，个体信仰缺失。所以，腐败在人性之根，流氓于人性之初，人不能立。所以，那些批评今日中国大学弊病的言论之所指，皆为存在，难以回避，但也非西方大学对照下才可以显现出的弊端，而是以古之中国大学精神衡量亦可得出的结果，殊途同归。但为什么总是以西方为准绳，而不以中国为尺度？盖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缺失后中国学者缺乏文化自信也。

一千多年前，有一位叫张载的中国哲学家对中国学人提出了一个治学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年轻的时候去投靠范仲淹，为国家出力抗敌，范仲淹劝他说：“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他便回家刻苦研读儒家经典以及释、道之书，十多年之后终于悟出了儒、释、道互补的道理，创建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他成了一代大师。这也许能回答钱学森之问。从“五四”归来的一批学子大肆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自然是可以批判的，但中国也应该有一批学者为传统绝学而赴命。这也许是蔡元培时两种学说都存在的原因所在，而蔡元培之所以能有兼容并包的治学思想，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思想的继承者吗？中国还应该有第三批学者，类似于张载者，能够将中西文化精神集于大成，而自创一派的学者。他们将是新的“世界公民”和“天下人”、“知识分子”。

因此，结合今日世界之大势，我们是否可将张载之名言修改为“为天地立言，为天下立行，传绝学于后世”，作为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及大学精神之总结呢？

抗战时，北平师范大学西迁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大前身）办学时，时任校长的李蒸并未因学校偏居西北而忘学术之志，他在为一份学校自办的学术刊物写发刊词时强调，大学之学者当以探究宇宙高深之学问为己任。何其宏大的志向！科学研究当以研究宇宙之发生、变化之规律作为第一任务，这也就是牛顿、爱因斯坦的任务，也是中国古代《易经》所阐发的真理。只有深究这些常识性的问题，科学界才会出现大师。孟子曰，天地有浩然正气。又曰，吾善养浩然正气。那么，天地之道为何物？天地间之正气从何而来？人性之善恶如何分辨？世间之正邪如何处置？等等，这都是哲学社会学科的学人们所关心的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去建构其它学科。也只有关心这些根本性的形而上学问题，哲学社会学科才会出现大家，否则，就只能是一些专家、智识人士。而今天这样的学者都太少，大家都在为项目而科研，太实用了。那些牛顿、爱因斯坦所关心的“无用”之学已少人问津。而哲学社会学科则缺少了“道”的阐释者，更缺乏中西学术集大成者。古之文人既要十年寒窗背诵经典，释古今之变，所以礼乐通焉，又要学会《易经》经天纬地之大学问。会中医之法，通道佛之理，晓人性之变，这样的文人才被称为知识分子。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可以没有宗教，道就是他们的信仰。所以，古之学人并非“五四”以来西学归来的学者们所批判的全都是犬儒，他们的信仰并非皇帝，而是道。这就是孔子在当时受到各种诬蔑而不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的原因，是老庄蔑视礼法之缘故，是墨翟创立“兼爱”、“非攻”学说的根基。他们所持的并非圣旨，乃道。他们勇于批判时政，敢于坚持真理，皆因道之护持。道之所往，乃他们所行；道之所弃，更是他们所恶。这是学术之道。

有道，才可以去教人。反过来说，师者，传道者也。这就是大学里学者作为教师的行动。正是这样的行动，他们才被称为老师，称为道的传播者，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得道，才可有德。道之不存，德将焉附。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大学教师的天职。他们是立德立行者。古人云，言传身教。古代中国有一个传统，各种学说都有师承。作为师者，除了教习身负的绝技之外，还要以身作则。这种师道也被延续到家庭教育中，于是，家长的言传身教也便成了一个传统。这就是家教传统。家教往往是礼的化身。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遗产，也是绝学，我们没有继承下来。所以说，今天大学教育的弊病之一，便是教师的世俗化和道德失范。究其原因，仍然是前面所讲的第一个原因，道的缺失。道乃信仰，由于道之信仰不存，所以德便失范。这既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同时也是作为大学学者教师的问题。孔子逢乱世，尚不失德，立行于世，对于生于太平之世的我们，又有何理由去责备故人与社会而丧失自身的修养呢？今天我们几乎把所有原因都归于历史和体制，而将个体的修养之道和世俗化而不察，失道也。此乃教学之道。

最后才是给学生传习技能。对于古人来讲，技乃末端。比如，传媒的各种手段（微信、微博、报纸、书籍、广播、电视、手机、网络等）不过技耳。无道之技，只能乱世，有道之技将造福。爱因斯坦之所以为人所敬仰，不单单是发现了相对论，而是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有道存焉。他对发明原子核能之所以担忧，就是因为他热爱和平之道，是因为心中有大爱。所以，中国古人授技，与道同行。也因此，我们在为传媒学院学生技能的培养方面继承古之传统，将礼、乐放在首位，而将其它四艺修改为现代传媒四艺，这便是“传媒六艺”的来因。以此类推，其它各种技能的传授亦如此。此乃学习之道。

现代之时，学者王国维、陈寅恪都曾慨叹中国之古代学说将绝矣，王国维还不惜以身殉道。那个时候，中国要寻求变革之路，文化上的变革自然是历史之必然。笔者认为虽有些革命过了头，但也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时至今日，在国力强盛之时，我们又当怎样来看待中国传统之学呢？旅居国外的学者李泽厚、刘再复、高尔泰等看到中国往圣之学说将被世界遗忘之时，都曾大声疾呼要将中国之绝学传下来，发扬中国古代文化之精要，以此贡献人类。这似乎已经成为今天举国之共识。

故而，笔者以为，今日之中国大学精神，当以面对中国当下之困境而生发。今日之大学精神也不必非要以西方之大学而照搬。今日之大学学者，当以继承中国乃至人类往圣之绝学为己任，为天地立言，为天下人立行。此乃中国大学百年后又一变也。也许，中国大学之精神由此生发矣。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